【读书】翻转式学习

 

教育的意义在于创造一种环境，激发置身于其中的人的兴趣与主动性，使其对学习产生好奇心，能按自己的意愿去学习自己想学的东西。

 “值得学的东西是教不出来的”。传统教育强调教，而非学。在大学时，考前突击是我的强项，但考试过后很快便忘得一干二净。

003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个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思考的能力、交流的能力、与他人互动的能力?0?2

工作后感触最深的是在课本上的东西基本都还给了学校，能利用上的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自己主动去学习的知识，而且记忆深刻，应用自如，如：word、PPT使用等。

 传统教育分门别类的课程设置，工作中越来越细的部门职责，导致大部分人割裂事情之间的整体联系性，缺乏大局观。但实际工作中，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具有协调各部门能力的人，在职场中越来约受欢迎。

要激发学习的内在动力。只有学习者自己主动学习，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式，才是效率最高的、记忆效果最佳的。

2 学习的关键在于将学到的知识与自身相结合，将知识融合成自身的经验，形成自我智慧的转化。

2 当今时代，赋予了我们通过自学一样能达到接受教育效果的可能。可以通过自身的喜好或工作需求在网上很方便的搜索到相关的知识，不限于自身专业，任何感兴趣的知识都可以学到，也会发现一批志向相同的小伙伴。

2 人无完成，要允许错误的存在。通过错误学习是最快、最高效的学习方式。但不予许同样的错误出现两次。

2 不仅要学习正确的做事，还要学习做正确的事。要发现原本正确的事情有哪做错了，而不是把错误的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翻转式学习：21世纪学习的革命

【书评】自主式学习让教育回归本真

作者：彭忠富

学习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从学习走路、说话和吃饭开始，学习知识和技能等可谓伴随每个人的一生，其中学习智慧最难。智慧不是一门课程教出来的东西，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地找寻我们所钦佩之人的智慧来源，我们就有可能汲取到塑造此人生活的一些经验和态度。我们必须不断地使自己面对需要智慧和运用智慧的情况，在学校里，在工作中，乃至在整个一生中。

当前教育界在激励智慧的开发方面所做的努力极少，这是一项重大的失败，其根源在于今天的工厂化学校教育模式。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填鸭式的应试教育带来的危害更加严重，势必将影响中国未来的竞争力，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借鉴一下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走出国内教育的误区。

美国教育家拉塞尔·L·阿克夫和丹尼尔·格林伯格很早就认识到，在后工业化时代，我们不再需要为工业社会服务的、驯良的、标准化的产品，我们需要更具有个性和创造力的新型人才，而教育模式必须做出改变。他们在合着的《翻转式学习》一书中指出，教育是一个唤起每个人全部内在潜能的终身过程。教育并非是局限于童年或者主要围绕着童年而进行的过程，教育是一个终身事业，是个人在一种环境里得以提升的过程，这种过程在尽可能的限度上支持或滋养左右人在一生中为“发现自己潜能”所做的努力。

后工业化社会文化高度重视诸如创造性、革新力、审美满足感、美、理解力、洞察力、好奇心、学者素养和智慧这类特性。信息时代为每个人都呈现了新的历史性的机遇，教育现在有可能转回到其最原本的意义上：在大文化背景下为每个人发现有意义的生活。

本书包括“当今教育体制败在何处，佐助教育之因素，构想理想化的终身教育和理想的学校”四部分，作者用深邃的洞察力给我们指出当今“工厂式”学校的颠倒、错误与可笑之处，告诉我们对个人教育有帮助的内在工具和外在环境是什么，如何构建出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各个阶段更为理想的教育蓝图。作者认为，我们需要改变现行教育体制中“重教轻学”的弊端，要开发学生自主式学习的能力。在课堂教学中，让孩子先自主学习，老师在课堂上通过提问，了解学生在学习中的问题再进行教授。他们把这种方法称为“翻转式学习”，这一学习方式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了学习效率。

21世纪的学习是自主式终身学习的过程，21世纪的教育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迎合个体的发展需求。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看待教育的新颖视角和具体操作方法。内容贴近生活，语言现代，涉猎广泛，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本书所倡导的教育理念不但对所有教育界人士具有启发性，还为那些为人父母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读罢此书，你将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面对孩子，也会使自己的人生更加幸福。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课改跟“翻转式学习”理念类似，在中国已经实验多年，但收效甚微，其根源就在于应试教育在中国仍是主流。如果学校、社会和教育部门不改变以高考升学率来衡量学校成绩的指挥棒，那么中国的教育改革将永远举步维艰，一切教改都将沦为空谈。

【书摘】何为教育

在我看来，教育是把学生灵魂中已存在的东西引导出来……放进一些那儿本来没有的东西……

我不称其为教育。我称之为侵扰。

——缪丽尔·斯帕克

在开始探讨教育实践之前，有必要先退一步明确一下教育事业的核心目标。如果不清楚理解教育的目标，就不可能对实施这些目标的机构提出合理的建议。

通常，提出这一话题时，都是采用某种概括性的话语加以处理。下面就是这样的一句表述：学校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在当今复杂社会中为生活做好准备。把教育与学校等同起来，假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孩子（或者不具备充分技能的成人，在此意义上，他们也“像孩子一般”），心照不宣地设想每个人都知道当今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具体知识，这些看法统统都被视为不言自明的东西。讨论很快便转向实施教育的细节，包括课程设置、评估、教学法、当前儿童和成人发展理论这些具体方面。

比如，《美国遗产辞典》给教育所下的定义是，“传播知识或技能的行为或过程；系统化教导；教学；……正规学习”。《牛津英语辞典》里定义更短一些，即“滋养或养育的过程”。再参阅这一英语单词的词源——拉丁动词“educere”，其意思为“领出来”、“带出来”、“诱出来”、“唤起”，就可以看出当前对这一词语的定义与其原义偏离得有多远。

事实上，这才是古希腊哲学家所关注的教育的意义。对他们而言，教育是一个唤起每个人全部内在潜能的终身过程。这种潜能来自何方，却是属于神话的范畴，直到今天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谜。然而，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的初期开始，每个人生命中都存在某种核心目的却一直都是美国人思维的基石。对那些开国元老而言，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去“追求幸福”这一观念是建立这个国家的核心依据。对他们而言，这个“权利”指的是发现、追求、实现自身存在的理由的权利，这赋予他们的生活以意义，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满足感。这一权利宣言把美国这个新兴国家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它成为美国独特的自由民主体制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几百年间，这种自由民主已逐渐吸引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

对美国人而言，教育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开发我们每个人所能做出的有意义的努力的过程，只要给我们这种机会，我们就愿意为此而不屈不挠地努力。对美国人而言，创建一个倡导秩序、宽容、和平共存以及对未来的希望的政体，关键取决于创建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里，组成这一政体的每个个体都被给予尽可能多的机会去“追求个人生活的幸福”。探讨美国当今的教育，有必要充分理解这一点，并把它置于我们意识的前沿位置。

理解这一点具有几种意义。也许最显而易见的是，就其本质而言，教育并非是局限于童年或者主要围绕着童年而进行的过程。教育是个一生的事业，是个在一种环境里得以提升的过程，这种过程在尽可能大的限度上支持——更确切地说，是“滋养”——所有人在一生中为“发现自己”所做的努力。正如贯穿本书的思想所揭示的那样，初露曙光的21世纪在这一方面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途径。

其他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为何把孩子单独分开作为教育的主要对象？情况一直都是如此吗？如果不是的话，那这种状况又是怎样出现的？未来的前景如何？尤其是，这一发展跟教育这一词语从“领出来”到“教学”的转移有关系吗？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所有孩子都参加的大众教育只是近期才出现的现象，距今只不过150多年的光景。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人类并没有把所有的孩子都送到正规学校中去。在此期间，世界上所有史前的丰富文化、古代和中世纪的世界、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前“现代”时期都得以形成、发展和传承。在此期间，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乡下或部落的极其有限的环境里，从尚未成熟的幼年时候起，孩子便已成为大社会必不可少的一分子。

在工业革命掌控的社会里，人们对工业化向社会结构可能发出的挑战产生畏惧心理，于是孩子们去上学成为一个重要的特点。在拥有计算机和机器人的现代世界里，我们很容易忘记，在工业化的前两百年里，设计出来用于生产的机器，工作速度快得惊人，以前人类手工劳动永远达不到这样的速度。然而，这些机器实际上笨拙极了，其成功操作要依赖人力与机器力量的紧密配合。人必须作为机器的一部分，所做的是要求精确性、重复性且令人脑袋麻木的工作。

对于那些由于长期传统而习惯于保有大量受压迫的下层阶级“下层阶级”的社会——比如西欧的一些社会——而言，从传统的受奴役状态转向受制于机器和公司老板的新奴役状态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对美国而言，这种局面却更为棘手。在这里，有种文化宣称自己是个体自由的庇护者，并提供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机会让人们表达个人自由。要在这样的氛围中培养出一大批驯良温顺的人民，在生活中接受工厂体制的控制，这种挑战无疑是巨大的。 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在美国成功进行工业化（及现代化）的唯一办法，显然是在童年时期就打破人们内在的自由精神。

这绝不是私底下偷偷摸摸地密谋做违背人性的事情。恰恰相反，当时美国的主要思想家公开坦率地对这个项目进行了探讨。他们着手为儿童创建一种环境，孩子们在其中接受强制性训练，成为听话顺从、服从命令、毫不反抗地从事极其单调乏味工作的人。在灌输和培训期间对孩子进行的约束，则被解释为是对他们的未来有好处因而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发展，为了国家的兴旺，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

而且，现代大众教育的创始者还决定，利用孩子在学校里的时间，通过无穷无尽的练习，给他们灌输在繁荣发达的工业环境里将会十分有用的某些技能。培养出来的劳动者要掌握三R技能——读（Reading）、写（Writing）和算术（Arithmetic），这样他们就能够理解基本指令，进行初步的书面交流，操作简单的办公设施，因此就成了世界上最具技能的大众劳动力。

根据工业化标准，美国大众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国从一个死气沉沉的偏乡僻壤很快走到了工业化强国的前沿地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水平和财富水平。儿童教育的大众化教学方法因而被证明似乎是正确的，并成为发达国家的教育模式。

我们探讨创建一种理想化的教育环境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教育作为一个自我发现的终身过程，在21世纪，其核心意义能在像我们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得以恢复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它要求我们当前的文化做出怎样的变革呢？

目前提供的教育有许多目标，有些目标是有意识的，有些则不是。一个极少让人意识到的目标就是维护和保持现状，即生产出不会对事态运行方式的本质方面提出挑战的那种社会成员。学生和教师可能会意识到——甚至喜欢——某些改善，然而这些改善往往是较小的、逐渐递增的改善，而非本质性的改变。有些名言警句可以反映出这一点，比如，适可而止，不要惹是生非，顺其自然。需要采取行动时，人们倾向于尽量做最少的事情来把问题解决掉。

教育具有赋予学生生活之意义的目标，这就要求使学生意识到他们可为别人创造的价值以及自己如何才能对他人有用、受他人尊重。这一目标包含在我所认为的教育应有的根本目标之内，即：使学生能够发展自身，能够为他们身为其中一分子的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令人遗憾的是，发展和成长经常被当作同义词。二者并不是一样的东西。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离开另一方而独立存在。垃圾堆可以“成长”，但不可“发展”。爱因斯坦早就不成长了，但他还在继续发展。

成长是体积或数量方面的增加。人们拥有的资源数量可以增加，并反映在生活水平方面。发展不是人们拥有多少东西，而是能将自己拥有的东西发挥到何种程度，这反映在生活质量方面。鲁滨孙·克鲁索跟J·皮尔庞特·摩根相比，前者的发展模式是更好的。

发展是增强人的欲望和能力，从而满足自身的需求，使自己和他人的欲望合法化。合法化欲望指的是，满足这种欲望不会降低他人发展的欲望和能力。

发展是学习、增强自身能力的事情。因此，不能替他人学习。唯一可能的发展形式就是自我发展。他者——比如教育体系——可以而且应该鼓励和促进学生的自我发展。

发展分为四个方面，即科学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伦理的发展和审美的发展。科学包括探索对自然现象的理解。技术是科学产品的应用，教育是科学技术的产品得以传播的主要手段。经济关系到追求富足，使人们可以方便地获取资源，从而利用科学技术产品。伦理关系到追求善、世界和平及心态平和。这意味着不要做任何妨碍他人发展的事情（恰恰相反，要促进他人的发展）。审美关系到追求美和乐趣，是创造性、娱乐性活动的产物。这四个方面共同作用，使得不断地追求发展更为可能。不断地追求发展实际是在努力奔向一个目标：“无所不能”。这是个永远无法企及的目标，但人们总是可以离这个目标再近一些。

换言之，教育具有外在功能和内在功能。其外在功能或工具性功能是鼓励和促进学生的发展，佐助他们成为对别人有用之人及自立自给的社会成员。教育应该使学生学会为了谋生及为了对自己身为其中一分子的社会做出贡献所需要理解的东西。教育的内在功能是使其对象能够从不具工具性价值的活动中获取满足感。这类活动指的是文化活动和消遣性活动，比如欣赏音乐、美术、文学，进行娱乐性游戏。

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主要是由于19世纪初期科学、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发展引起的。因此，教育一直特别关注这些方面的成长和发展，而对伦理和审美方面关注极少。结果，工业革命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形成了大量丑恶的东西，而我们却往往忽略或低估这两个方面。

在19世纪初期，美国还是个拥有极为分散的农场和小乡村的国家，并不具备大市场以支持工业化发展。在欧洲，人口集中在地理位置相邻最近的地方。这一点美国跟欧洲大不一样。因此，在美国进行工业化，需要有两大技术发展才可以实现。第一，交通使得小城镇和小村庄聚合成大市场，这是随着铁路的发展实现的。第二，市场之间快捷高效沟通的能力，这是通过发明电报以及随后而来的电话和无线设施实现的。

机器代替人成为一种能量来源，代替了人力，因而成为当时人们膜拜的偶像。这一点在弗雷德里克·W·泰勒的着述中得到生动阐述。概括而言，泰勒把人力劳动降低为简单的基本工作，无专门技能的劳动者只需干些重复性的机器式工作就可完成此类任务。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与之相关的工作和机械化变得愈发复杂起来。这就要求工人具备更多的技能和知识。学校因而拓展课程设置以迎接这一挑战。技术和职业学校开始出现并逐渐繁荣起来。而且，随着工业化的扩展，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劳动力的极大需求，妇女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妇女得到了解放，孩子留给别人照顾或教育机构看护。这就给学校添加了一项新功能：“当保姆”。

机械化生产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这使工厂的概念在社会上提升到了极高的地位。这种状况给教育家的建议是，要尽可能按照工厂的样式来设计和管理学校。学生逐渐被视为有待于机械加工的原材料，变成“有销路”的成品。

我们的社会现在已经进入另一个时代，它被称为后工业化时代。教育体制尚待于赶上这种变革。这种变革的本质也许在爱因斯坦的一段着述中可以得到最为简明扼要的表述：“人们应该警惕，不要向年轻人鼓吹把通常形式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的主要目标。在求学期间和生活中，最重要的做事动机是做事的快乐、对其结果感觉到的快乐以及知晓这一结果对社会具有价值。”这样一句具有普世意义的话语只有在后工业化时代的世界中才会讲出来。

发达社会为个体实现提供的环境

我敢于在这里提出所有教育最重要、最有用的规则吗？这不是节约时间，而是挥霍时间。

——让雅克·卢梭

每个人都是人类独一无二的成员，拥有内在目标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灵魂却在一个更大的文化框架内得到表述。每个人发现生活意义的方式都与此人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密切相关。换言之，可以说，周围的文化是用来确定有意义生活的参数的，即在其中它会接受、欢迎、容忍的最宽泛活动范围。（在任何既定社会中，断言自己的内心召唤处于社会所能容忍的边缘之外者，会被社会排斥在外。其方式有二，要么被贴上疯子的标签——因此被撇在一边；要么被强制逐出——如果不被执行死刑的话。）

一个既定社会所探求、需要或宽容的活动不仅由该文化成员的传统生活经历所确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由这种文化和与它在地理尺度上相隔最远的其他文化互动的程度来确定。考古学证据充分证明，早在远古时代，在多少有些实在联系的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着交流。随着人类交通效率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提高，从步行到使用家畜运送货物，一直到水运的稳步发展，更多的社会开始相互作用，并且影响到各自的发展。伴随着这一进程，个体的潜在梦想和人生抱负也得到张扬。

此外，不断提高的富裕程度使许多人拥有了休闲时光，这样他们就有了自由，把时间花在不是纯粹为了谋生而进行奋争上了。迄今为止，从狩猎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过渡为我们逐渐称之为职业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机会，这就为个体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满足感，也为社会的文化贮存增添了可喜的内容。只消把现代狩猎社会中各种生活体验与古代任何农业社会中的各种生活体验做一比较，就会认识到，生活在狩猎社会中的人与生活在农业社会中的人相比，所拥有的选择大大增加了。

从现存的记载和考古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从人类最早的历史时期（自有书面记载以来），即大约一万年前，从亚洲的最边远地区到北非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许多不同文化已经有了某种形式的沟通。陆地上的大篷车和范围广泛的航海活动使得这种相互联系成为可能。这一发展意味着整个辽阔浩瀚大地上的有闲阶级可以梦想各式各样的异域个人命运。因此，生活在一个小城邦政治环境中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能够想象自己成为整个世界征服者的命运，而且还能采取具体措施实现这一命运。大约700年前，马可·波罗可以梦想从陆路来到东方最遥远的地区，并且把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现代科学时代及其产物——工业化时代（二者统称为“现代”）——带来一些社会及与其接触的其他社会中人类境况的第二次巨大变革。这些社会（通常称为“发达社会”）积极参与现代科学时代及工业化时代的充分发展。要想充分理解这一变革及其对发达社会人们所产生的影响，有必要对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重新进行审视。

科学的目的是——而且总是——理解人们所体验的这个社会的运行机制。直到最近，科学还是被恰如其分地称为“自然哲学”，它关注可觉察到的环境，并力图理解之。每种已知文化都在试图理解宇宙的运行。从广义上理解，科学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

古希腊人把一种新特征引入到了自然哲学的实践之中。历经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在广大的希腊语世界里，各个城邦的科学家逐渐创造出一种新的思维方法来思考自然，进而扩展到思考人类活动。来自如此之多辽阔城邦地区的如此之多古希腊哲学家的共同参与，正是个体间的互动对于文化发展能够产生丰富影响的有力佐证。早期哲学家及其门徒从一个城市来到另一个城市，得到当地同行的热烈响应。在柏拉图的对话以及许多关于理性思维发展的缓慢进程的现存证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过程的许多绝妙实例。

希腊新出现的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为“理性思维”。这一概念揭示出，观看世界的唯一有效办法是透过“理性”或“逻辑”的镜片。将这一思维方式应用于物质世界的宇宙，自然哲学就表现为理性分析在感性世界的应用。在构建科学理论时，希腊科学要求严格运用逻辑和精确观察这两个方面。

分析和一丝不苟的观察（包括积极进行实验）相结合，最终为整个西方世界所广泛接受，在几乎两千年的时间里完好无损。它成为这些文化中积累起来的大量有用知识的灵感来源，是这两千年的时间跨度内出现的巨大科技进步的基础。

现代科学为自然哲学注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并将其置于两个现有基础之上。这就是幻想的因素，不过，人们更熟悉“想象”这一称谓。早期现代科学的巨人，如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以及许多其他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他们的重大贡献是一种思想，即在获取对自然界现实的理解过程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具有对万物怎样相互作用以及怎样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进行异想天开地思考的能力。一旦想象力被释放，诸如太阳系、重力、以太这些概念便会在自然现象那令人激动的、具有幻觉效应的潜在解释性框架内爆发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象推进了科学中的努力，产生了当今的科学环境。在这种科学环境中，基本概念和无媒介的直接感觉之间的关系几乎都被摒弃了。

工业化时代的核心思想也同样简单和具有革命性——事实上，同样具有幻想性。社会经济学界认为，有可能使整个人类有能力超越令人筋疲力尽的为生存而奋争的状态，从而享受物质富足的裨益，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休闲的乐趣。工业化时代提出了在这个世界上获取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即所有人都可以梦想在这个世界上实现自身的内在命运，从而摆脱折磨人的贫困，在大部分人广为接受的此生的命运（“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之上，抱有对来生命运更好的期冀。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人类生存的几乎每个方面取得的科学发展都伴随着大量社会和经济学理论着述的出现，其间只不过是论着数量的增加而已。

令人遗憾的是，理论和实践远远滞后于对前景的幻想。机器过于蠢笨；工业化时代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是，农业化时代大众为了生存所做的抗争只是被大量工业工人同样的抗争所取代。此外，正如我们谈到的那样，工业化时代的需求导致了一种教育体制的设立，这种教育体制提供了辅助工业机器的必要人力。

这就为20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的后工业化时代留下一项任务：把现代所承诺的前景变成所有人的现实。这种现实只是在现在——21世纪的初期——才开始掌控大多数人的想象和抱负，并伴随着剧烈混乱的社会政治动荡。但是，它已经弥漫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文化之中。

那么，让我们看看这个时代实际上为其居民提供了什么迄今为止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东西。我们列举这些特征时，应该注意到它们之间内在的关联。这些特征并非由于某种巧合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一个独立特征群，而是构成了确定我们时代的一个相互联系的综合体。

在全球范围内直接获取最新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来自互联网这一最新发明以及在其影响范围和有用性方面稳步出现的诸多改善，还来自其他一些重要因素。

●出版业的巨大进步，使得书面材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迅速地扩散、更易获取。

●音频和视频通信的飞速发展，使得全球范围内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更为简易。

●快捷且相对廉价的交通方式日益便利，使得面对面的互动前所未有地可行。

●固定和移动形式的信息贮存和提取能力急剧提高。

只消把当前与半个世纪之前的情况进行比照，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以上列举的因素当时基本都不存在，或者充其量只是初露端倪。

获取任何领域内最佳范型的能力。思考一下如下事实：20世纪20年代以前，初露头角的音乐家不可能听到世界顶级音乐家的演奏。即便他们住在大都市里，充其量也只能听到为数不多的几位大腕儿的演奏，而且这也只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因此，世界各地出现了众多三流的音乐教师和学生，他们的水平很难提高到卓越的层面上。对比一下今天的情况：手指轻轻一敲，就可以看到最优秀的和最糟糕的音乐家的演奏。再对比一下发达国家的大城小镇里上演的个人和团体的优秀演出的数量。想象一下任何一个其他领域：你可以看到活跃着的最杰出的政治家，可以读到任何地方发表的最出色的演讲，可以看到顶级的网球赛事，可以细读最优秀律师备案的法律诉讼摘要，可以仔细观看最令人崇敬的建筑师所做的三维设计，等等。自我评估的关键在于模型和范型的可接近度，在当今这种情况下，它就向前迈进了一步。人们现在可以以最优秀的人作为尺度衡量自身。

可在任何地方与其他拥有共同兴趣之人进行互动的能力。思想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出来的。每个人都需要另一个人作为衬托来检验自己的思想，与其分享最新的消息，嘲笑最近的蠢事，思索未来，深入地钻研过去。“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独立存在。”如今，在发达社会（甚至在其他地方），每个人都拥有支配权，可以在自己所处的地方，与在他处想与自己交流的人沟通。曾经局限于沙龙、研讨会、私人社交晚会及其他社交聚会的活动，如今则以电子的方式对所有希望利用这些活动的人开放。谁能数得清在一个既定时间会有多少个聊天室、发出多少条即时信息呢？

把新思想、新发明和新艺术创造广而告之的能力。你突发奇想，有一些令人兴奋的东西要“秀”一下，有首曲子想演奏一下。没问题。把它放在你的网页上（如今已有几十亿个网页，而且每年还会制作几十亿个新网页），在搜索引擎上建立联系，你就可以上路了。制作CD或DVD，出版短期书，在电子论坛上讨论。新事物的传播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便利。一百年前，也许要花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为众人所知（也许永远不会为众人所知）的东西，如今在一刹那间就闪亮登场。不久前，科学新发现要等待着在同行审阅的期刊上发表。不久前（只是在19世纪初期），赛迪·卡诺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经受了20年的折磨才让人知道它的存在，而且赛迪·卡诺关于能量贮存定律的预言也被湮没在他那未发表的笔记里，100多年都无人知晓！

接受对于任何文化贡献所做的及时反馈的能力。不仅能把信息传播出去，还能把信息收回来！顾客评论、读者评论、观众评论等，如今在商业网站上极为常见。反馈以及对反馈的反馈在激增的博客上面已司空见惯。电子邮件提供了及时迅捷的个人回应，不再需要借助公共媒介。所有这一切都是新生事物。人们再也不需要焦急地等待各大媒体或誉或毁的评论，而就连这样毁誉参半的评论，以往大多数的个人观点和创造也无缘得到。这使得创造势头正旺的人们得以维持这一势头，尽管有时直接的批评也会挫伤一个人的锋芒。

为需要经济资助的企业做出定位和获取资金的能力。金钱往往是开始人生事业的必需品，但又那么难以获得！从前——并不是很久以前——为一个梦想提供资金会遇到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资金的获得都要通过少数政府机构、私人基金组织、赞助公司、企业资本家或投资银行的渠道。政治、艺术、科学和商业通常为紧紧按住钱袋的少数人所控制。同样的资金来源仍然存在，而且仍然在试图对文化施加控制，但是直接交流的新途径已经使得全新的金融资助者的出现成为可能。渐渐地，银行、大公司、主要政治捐助者以及资金雄厚的基金会的束缚必然会一点点地放松。资金不多的资助者聚在一起，凑集资金，将使各个领域的革新者能够向前发展，而不受传统束缚的阻碍。一年又一年，社会正在感受这种现象带来的释放效应。

使支撑人的梦想并有潜力收获经济回报的体制（一般而言，指商业层面上的）进入或走出主流的能力。在大部分发达社会中，创办一个企业——包括法人公司、合伙公司、有限公司——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容易。美国经济体制早已认识到，私人企业提供了一种向前发展的革新机会，而不用考虑不妥当的规章制度。这种思想一直处于美国经济体制的核心地位，而且对大部分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要。那些不允许私人企业蓬勃发展的国家已经通过痛苦的经历品尝到作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所付出的代价。这跟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关系不大；私人企业只是社会使个体设定自身目标并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的强烈愿望合法化的一种方式。

找到将会支持自己内心召唤的现有职位的能力。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开创自己的事业，对具有主动性和动力的人尤为如此，这一事实已经在传统职业中引起了重大变化。如今，现有的老板们意识到，要想让企业存活下来，必须能够吸引并留住劳动力队伍中一大批希望留在该企业并感觉自己可以在老板提供的工作中过上有意义生活的员工。有实现自身价值这一强烈愿望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机会找到合适的职位。

以适合自身的速度把个人兴趣发挥到自己希望达到的程度的能力。从以上陈述的原因可以看出，卓越之士可以取得的成就是没有上限的——如果他们希望如此的话。更重要的是，因为通往这种卓越的道路可由个体所决定和控制，考虑到当今可以得到的工具，从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并不存在预先设定的时间范围。因为人们可以不受外在约束来选择自己的职业使命感，确定自己渴望达到的层次，因此他们也可以自己决定走过这些道路所需要的时间长短。没有人把他们拴在链索上，也没有人拿着棒子催促他们。时间这一因素变得最不相干。我们总是把这种方法用在公认的天才身上，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人根本不用敦促。在今天这个让每个人的天分都得以发挥的时代，没有必要盯着钟表监督着每个人。发达社会中人均寿命的增长已经加强了这一趋势。

一生中从一种活动转向另一种活动的能力。在我们这个“飞速变革的时代”（该词语近几十年来已经成为陈词滥调），很少有东西是固定不变的。如今，我们终于逐渐地期盼着变革，并且当重大的新发展出现时，一点也不会感到吃惊。行业瞬息即逝，公司起伏跌宕，科学突破一夜之间就已过时，重大技术发展以惊人的速度接踵而来。赫拉克利特最终成为最清楚理解这个世界的哲学家，“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不仅仅你今天踏进的河流跟你昨天踏进的河流不一样，今天的DVD播放机、今天的汽车、今天的物质理论、今天的医学范例、今天的灵丹妙药，所有这些都与昨日的大不一样，而与明天的也很不同。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环境中，人们也会在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方式上经历变化。如今，我的命运在一套行动之中得到体现。然而，十年后，我同样的内心召唤可能会在一个不同的背景中展现。现代世界文化邀请并欢迎每个人都经历一个无限变化发展的人生。将来，一辈子从事一种职业会是一种例外，而不像现在这样是一种惯例。一个人一辈子可能只有一种称呼，比如教授、总经理、医生，但这个人在一生中不会只以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内心召唤。

总体而言，这些特点完全消除了使大部分人进入狭隘活动范围的任何可察觉到的必然性。而在从前，这些必然性确定了人们在社会上可以从事的全部活动范畴。

如今，活动的范围在内容和地域上都是无限延伸的。可预测性不见了。500年前，无限的人类想象力被认为是人类知识发展的先决条件；现如今，想象力对所有来者都打开了大门。

信息时代为每个人都呈现了新的历史性的机遇。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教育现在有可能转回到其最原本的意义上：在大文化背景之下为每个人发现有意义的生活。此外，如今，大文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全球文化，为变化性、创造力和多样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发达社会的环境也可能为个体的实现设置障碍，因为它在对待社会不同群体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比如，生活在城市贫民区或乡下的人与生活在更富有环境中的人相比，个体实现的机会往往大为不同。教育应该注意利用机遇，同样也应关注克服障碍。因此，教育的一个主要作用应该是使那些最受阻碍者克服障碍，同时还要揭示社会应该如何变革才能摒弃这类障碍。

在许多情况下，对于理性思维依赖的增加有害无益。理性被认为是思维的绝对特性，而非相对特性。举例来说，20世纪下半叶的许多年间，福特基金会试图降低印度的人口出生率。它认识到，只要人口出生率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率，那么贫困率必定会上升。这一观点非常正确。然而，它控制人口出生率的措施却一败涂地。基金会的管理者认为这是由于印度人的非理性造成的，“难道他们不明白，出生率降不下来正是导致贫困日益滋生的祸首吗？”

他们没有意识到，从印度人的家庭观念来看，他们的出生率是理性的。印度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对大部分男子而言，他们面对的可能是在三十七八岁以后要经历长时间（大约20年）的失业状态，这是因为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而且待业男子的人数要比就业的人数多。要是不靠孩子们养活，他们就无法生存。结果，大部分印度家庭要有足够的男性劳动力赡养不工作的父母。考虑到印度人的期望值及其环境，他们完全是理性的，不理性的是福特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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